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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有条造中国谣的百年东洋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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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8-11 07:20 | 显示全部楼层 |返回版面|阅读模式


【7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作客“观天下”讲坛,谈及中日关系时,金教授就曾提出“日本是所有国家中最难接受中国崛起的,它有点心理障碍的”,“日本心里清楚中国是它的文化‘养母’,为了侵略中国、震慑中国,它就要侮辱我们,把我们说得特别不堪,好给自己一个安慰”。在下面这篇最新力作中,金教授进一步总结了日本为贬低中国而编造的种种文化谎言,并将其逐个击破,也是给头脑发热的“日吹”们降降温。】
回顾近代史,恐怕中国人感情最为纠结的国家就是日本。近代以前,中国曾经是日本的老师;但近代日本学西方,脱亚入欧,学到了很棒的工业体系,工业化做到世界前茅,一度将中国远远地甩到后面,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全面工业技术优势。这是个事实,必须尊重和承认,然后谦虚地学习改正。
但问题发生在下一个环节,日本的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把这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解释成了日本文明对中国文明永恒的优势,有一些人甚至直接把它解释成“日本人比中国人强”。
《走向共和》视频截图
四大文化谎言
上述人群散播其观点的主要途径就是:日本人编造文化谎言,然后由中国有些知识分子一百年来不断重复。
中国人“马马虎虎”。鲁迅临终时对内山完造说:“中国人正患着一种疾病——马马虎虎。‘马马虎虎’若不治疗,就无法救中国。”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也在影射这一点。对此,我在没出过国时是同意的,出国后才发现这是日本知识界制造出来的概念。横向对比其他国家,更发现这概念不靠谱:去了美国,发现美国人跟我们一模一样;接着去俄罗斯才发现,那才叫马马虎虎,后来又去巴西和印度,才知道真正马马虎虎的是他们,而且没有底线。中国在大国里面算好的,马虎竟然也被日本人说成是中国人特有的毛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中国人“不团结”。“中国人不团结、一盘散沙”的观念对中国知识界、政治界影响颇大,连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都这么说。我之前也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后来常在世界上来来往往,美国去了100多次,别的国家和地区也有70个左右,就发现跟很多国家比,我们其实团结得多。
中国汉奸世界最多。粉碎这个谣言,我们要拿数据说话。
首先计算一下抗战时期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不少人熟悉谭嗣同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就以为民国时期中国总人口为4亿,但事实上这一数字并不准确。距离民国最近的人口调查数据应该在1951年,新中国邀请苏联专家,搞了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人口调查,得出中国总人口为5亿。将内战、抗战等战争减员因素考虑在内,民国时期人口数可能超过5亿。
以5亿为人口基数,我们很快可得出400多万抗战时期各种伪军所在总人口的比例——0.8%。
同一时期,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总共1500万人口,却出了近150万伪军,比例高达10%,法国等地情况不比捷克好多少。
北洋水师大**上面晾裤衩。“主**晾衣说”主要出自知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书中记载道:日本东京湾防卫司令东乡平八郎应邀参观丁汝昌率领的来访北洋水师舰艇时,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管上晾晒衣服。然而事实上,除东乡平八郎时任职务有重大错误外,北洋水师主力舰主**根本不可能作晾衣之用。按照原始设计图,另据打捞上来的致远舰残骸,当时305毫米口径主**的**管外径接近半米,距主甲板高度接近3米,平时主****管露出**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攀爬到这样高、短、粗的柱子上晒衣服甚为困难,且彼时**管材质为生铁而非钢铁。
据我了解,上述文字的出处实为当时日本一个**小说家写的小说。此外,受技术条件限制,近代海军军舰上没安空调,因此各国海军习惯每周设立一个内务日,官兵在军舰上统一打扫卫生、清洗衣物。
类似的谣言还有很多,比如“东亚病夫”等。这些谣言通常由日本学者编出,中国学者进口后再加工,出口再转内销,最后散播开来。
谣言也非一无是处
谣言与人性有关,人们在信息交流时,都会有选择性地接收他们想要的信息。因此尽管很多学者努力去寻找,但至今很难找到制造谣言的人。事实上,当下争论谁制造谣言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梳理这些谣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就动机而言,日本人为保持所谓“种族优越”,制造这些谣言污蔑中国,贬低中国人是一种战略需要。在中国,有意或无意间传播这类谣言的知识分子动机复杂许多:一是对国家及社会现实相当不满,借谣言以泄私愤;二是被这些谣言激发了革命热情,并试图通过传播相关信息,点燃更多人的革命热情。
历史老人的安排确实很奇妙,也很吊诡。日本人的批评辱骂反而激发了中国人的革命热情,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不时借日本人之口自我反省旧中国的国民性及社会结构。这股革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上世纪2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洪流。打乱中国的既有社会结构很不容易,没有革命热情,就没有土改等一系列工业革命需要的条件。
“日吹”改头换面
21世纪,来自日本的此类谣言并未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消退,“日吹”大有人在。
日本工匠精神源远流长。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产品跟20世纪末的中国产品一样质量不好,东洋货彼时还是劣质代名词。然而受益于美国赐予的“韩战特需”“越战特需”,日本大量引进西方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日本制造终于在上世纪**十年代成为模范。
日本经济并未“失去20年”。纵观日本排前十名的公司,不是汽车企业,就是与汽车相关的配件公司,单一化显而易见。随着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到来,特斯拉、比亚迪等企业正后来居上,日本企业能否继续领跑未可知。况且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海外投资并不成功。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此早有研究: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家电企业在东南亚和中国的投资几乎全军覆灭,它们本想将二流技术转移至中国和东南亚,没想到却助推中国康佳等企业崛起。
一些“日吹”还喜欢引用“日本GNP是GDP好几倍”,但事实上,日本GNP只比GDP多3%。
古往今来,谣言经久不衰。尤其在国家遭遇连续失败时,国人往往很难保持定力,即使如熊十力般的新儒家对民族未来有些信心,也被旁人视为异类。但回看革命建立新中国、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又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谣言的刺激,历史逻辑的复杂与玄妙之处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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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1 08:59 | 显示全部楼层 |返回版面
顶!大大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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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1 09:39 | 显示全部楼层 |返回版面
今天,一篇题为《“只要前11排座位的旅客”——为政府执行要务护航》的报道引发关注,对此,南航西安分公司向媒体表示,该报道为误发,具体情况已上报。上述文章称,南航西安分公司接到一项不寻常的服务请求后,多人主动跑到单位加班,为66名政府政务团争取到前11排66个座位。在录入名单时,负责本条航线的南航西安分公司收益二组组长杨唯娜,还发现政务团里有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西安市政协主席后,又及时联系客户推荐公务舱,以优质的服务保障承诺赢得了客户的心。“这场特殊的团队保障工作跨越两个周末,牵动无数西安分公司保障工作人员的心,收获的不仅仅是额外的盈收,更有客户的赞赏和信任。”文末写道。

我来加一把火
该用户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除了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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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8-11 10:11 | 显示全部楼层 |返回版面
yytdragon 发表于 2017-8-11 09:39
今天,一篇题为《“只要前11排座位的旅客”——为政府执行要务护航》的报道引发关注,对此,南航西安分公司 ...

理解,踩了某些日吹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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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1 10:17 | 显示全部楼层 |返回版面
前面这里有个帖子,说“日吹”的对象吹美国是再生父母,姑娘要嫁给老麦,“脱亚入欧”失去了自我。真是遇好的欺,遇强的就熊,这个不是中国文化,日本人的中国文化没有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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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2 11:40 | 显示全部楼层 |返回版面
顶!大大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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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电子竞赛预热赛开赛啦~千元大奖等你来拿火热进行中!!点击参加活动
欢迎加个人QQ:641208111一起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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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 13:58 | 显示全部楼层 |返回版面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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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3 16:58 | 显示全部楼层 |返回版面
新浪微博郭松民:对陈纳德 偶像化折射精英的贱民心态
陈纳德的历史其实并不复杂:

1937年到1942年,他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雇佣兵;

1942年到1945年,他是驻华美军的一员;

1945年之后,他坚定地站在**、反人民的蒋介石政权一边;

直至1958年死亡时,他也未改敌视新中国的立场。

在梳理陈纳德在中国形象变迁的过程中,发现九十年代以来,主流文化精英和主流媒体以惊人的默契将陈纳德美化、偶像化——对陈纳德是蒋介石高薪聘请的雇佣兵这一点【点击阅读】,所有的主流媒体都避而不谈;对陈纳德1945年之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强夺“两航”资产【点击阅读】等劣迹,则被仔细地、不留痕迹地删除了。

这样一来,陈纳德被成功的英雄化、偶像化了,他以“国际义士”乃至“拯救者”的形象英姿勃勃地伫立在高高的神坛上,全身放射出万丈光焰!

对陈纳德偶像化的工程,当然是有政治目的的,这毋庸赘言。但我今天想说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化心理——不是所有参与这一工程的精英都有清晰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所有参与这一工程的精英都分享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心理——国际贱民的自我指认。

鲁迅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

这个“小瘪三”的心理,就是典型的贱民心理。我们可以想见,假如“四大人”不是说“滚开去”,而是和他亲切的攀谈几句,甚至用手抚摸一下他的头顶,“小瘪三”会感受到多么巨大的幸福?

对陈纳德的偶像化就是在精英们贱民自认的潜意识指引下展开的。试想:如果陈纳德居然不过是一个失业求职的雇佣兵,那历史将是何等无趣?他必须是一个“国际义士”,骑着白马,驾着五彩祥云来拯救“我”,这一拯救行动足以证明“我”得到了美国的怜爱和关注,美国居然“抚摸了‘我’的头顶”,这是一种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和荣耀啊?!

这些文化精英深信世界有等级的。美国和西方,是“国际上等人”,中国和其他亚非拉的国家,则是“国际贱民”。依据和美国关系的远近亲疏,“国际贱民”也分等级,和美国关系越亲近,在贱民中的等级就越高,越疏远,在贱民中等级就越低。如果胆敢反美,那就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了。

贱民自认的文化精英们热爱这个等级俨然、尊卑有序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观。在这样的秩序当中,他们感到舒适,并且有很强安全感。他们以得到“国际上等人”的垂青为最大荣耀,痛恨一切无视这个秩序、破坏这个秩序的人。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知识精英病态的反毛了——因为毛泽东破坏了这个“完美”世界的完美,毛泽东使他们的逻辑无法自洽,毛泽东使的他们的世界观出现了一个巨大漏洞。怎么可以如此霸气地对待“最高等级”的美国呢?怎么居然就打败了美国呢?如果“上等人”不再是上等人,那“贱民”还能是贱民吗?世界变得如此混乱,还能谈得上什么美好?什么安全感呢?

总而言之,战胜美国人不能让他们感到荣耀,被美国人拯救才让他们感到荣耀。

为了挽救他们的世界,他们必须把毛泽东的一切胜利,都说成是失败,全然不顾毛泽东的胜利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中华民族。

比如,沈志华关于“冷战史”、“朝鲜战争”的所有研究,都无非是这种“贱民心理”的学术化表达罢了——毛泽东怎么可能胜利?中国人怎么可能战胜美国人?所以要么是上了斯大林的当,要么是被金日成拖下水,总之得不偿失。

更何况,毛泽东对他们的贱民心理早就洞若观火。1956年,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中说: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其实不是“不想坐”,而是认为自己“不配坐”,坐了,就有违自己贱民身份的自我认知,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精英的这种贱民心理,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后所遗留的精神病灶;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也是西方和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为了让中国人永远匍匐在西方脚下而精心建构起来的,司徒雷登就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是建构这种心理的首席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后,买办知识分子的传统受到压制,“贱民自认”的心理也受到批判,几乎销声匿迹;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些“传统”和“心理”又强劲复苏,陈纳德的偶像化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隆重迎请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安葬,南方系媒体特意做了一个极具挑衅性标题《别不了的司徒雷登》,简直像“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一样得意了。



陈纳德的铜像在中华大地上高高矗立,铜像背后,则是一道长长的阴影。这道阴影,就是主流文化精英的贱民心理。他们以身为贱民为幸福,就想拖着所有中国人跪倒在美国脚下,这是我们不能答应的,也是必须要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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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6 17:14 | 显示全部楼层 |返回版面
自己阴暗看什么都觉得都是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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