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先富带动后富吗

65岁上，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660.SH，以下简称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德旺做了件大事：从自己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抽出价值35.49亿元的3亿股，设立了一家非公募的慈善基金会，并用自己父亲的名字给基金会命名：河仁。

5月5日，钓鱼台国宾馆内，注册于民政部、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按照章程，河仁基金会将在中国的教育、医疗、环保、紧急灾害和灾后重建几个领域发挥效用。

来自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到2011年6月20日，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达到1143家，超过了公募基金会的数量。

而身处这上千家非公募基金会中，初诞的河仁基金会仍显得与众不同。

在美国的近10万家基金会中，90%以上均为私人和家庭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其中大部分为家族基金会。但在中国，河仁基金会才刚刚成为第一家家族基金会。

河仁基金会对福耀玻璃持股14.98%，比例之高，即便在美国的基金会中也数罕见。按照美国联邦税收法令的超额持股限制，私立基金会及其利益冲突人所拥有的某一企业的股份或者表决权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数的20%。如果超额持股，基金会及其利益冲突人必须对多余部分限期出让。

再一个，曹德旺对河仁基金会架构的构想，已经触碰到了中国现行的慈善领域监管框架的若干壁垒。“河仁基金触碰了三个基本问题。”厦门大学副校长、参与了河仁基金会创办的吴世农说。

“一，捐出价值35亿元的股权，本身已经是种制度突破。既然国家允许曹德旺捐股，就应该允许更大尺度改革，不要像原来管理办法一样，要求每年8%，十年八年用光。现在的政策不利于永久型慈善机构建设。”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比例不得低于上年资产的8%。而曹德旺的想法是，河仁基金会以他捐的3亿股股权为母本，用每年的分红和资本运作所得去做慈善；

“二，税费应当适当减免。曹德旺如果分几次捐，每年都可以减税。他一次性捐是他的魄力，现在变成基金会代缴。应当有一些减免和激励。”按照现行税制，一次性赠予河仁基金会3亿股股权后，曹德旺应缴纳的所得税款高达5亿余元；

“三，捐赠的形式上，现在捐股已经是突破。未来对捐赠品可再放宽松一些，比如其它的有价证券。”

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在2005年开始用股权信托来设立老牛基金会、新华都董事长陈发树曾经放言捐出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用作慈善，但直至曹德旺设立河仁基金会，中国境内的第一例直接股捐慈善才算真正落地。

“已经很快了，我们中国政府办事效率还可以的。”6月3日，河仁基金会挂牌一个月后，曹德旺在福清福耀玻璃的董事长办公室里对《中国企业家》说，听不出唏嘘。“一动牵百动。站在管理国家的政府角度，社会转型期很多东西是联动的，（慈善）牵扯到国家分配的问题，总要去协调评估各种政策，考虑一种政策形成以后对其它方面的影响。”

能发出这番体恤之言，曹德旺用了两年。从2009年3月向主管单位递交申请，到2011年5月正式挂牌，这段时间里，曹德旺以一己之力，撬动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等几大部委的通力协作，以一家民间的基金会为蓝本，探索中国传统慈善模式向现代慈善模式的转型。

2008年的汶川地震开启了中国的慈善元年，中国民间的社会责任自这一年蓬勃生长。而2011年这个时点上，中国的慈善资本主义，则以曹德旺和他的河仁基金会为原点开局。

“慈善资本主义”这个词是《经济学人》在2007年提出的概念，指美国、欧洲新一代的慈善家以“社会投资家”的自我定位，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

“慈善资本主义是一种精神，实际上指的是用资本主义讲究竞争、讲究效率、讲究成本的一种方式来做慈善。”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理事杨团说。

设立河仁基金会产生的另一价值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多了一种家族传承的参考样本。

“基金会持股的形式，等于是在美国式的家族企业全面社会化和家族接班两种方案中间的一个结合点，这个解决方案很漂亮，曹德旺帮中国企业打开这扇门之后，很多企业都会慢慢考虑往这个方向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肖知兴说。

不过，在采访中曹德旺一再表示，曹氏家族未来将完全退出河仁基金会，河仁不是家族基金会。他说，在帮助河仁基金会完成建章立制后，今年之内，他跟儿子曹晖退出理事会，他的兄长、现任理事长曹德淦也会在5年任期满后退出。话虽如此，但无论是他的顾问、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还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都认为河仁基金会并不能洗脱家族基金会的本质。

王振耀也是河仁慈善基金会的监事之一，他明确反对曹德旺退出河仁基金会的构想。同行徐永光则根本不信曹德旺真正能够退出河仁基金会：“我还是认为它（河仁）就是一个家族基金会，非常明确。它都是用曹德旺父亲的名字来命名的！曹德旺的基金会追求的目标比较高。虽然他说将来要启用专业人员来管理，但专业人员实际上是只能到达执行层面。在决策层面上，还是要靠理事会和他们家族，他们家族肯定是起决定作用。”徐认为，家族基金会正是私人财富的最好归宿。

但对同辈企业家们的样本价值，曹德旺并未否认。早在2009年向国务院侨办提出申请时，曹德旺就透露过雄心：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企业家大多已经面临退休，他们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财富，是直接留给子女还是怎样处理，仍是未解难题。曹德旺觉得，自己站出来，把相当大一部分创业所得捐给基金会，能给企业家们提供一条可选的退路。

“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是有意义的。所以他对河仁的制度创新很**，也是觉得制度创新更有意义。”当时亲耳听过曹德旺吐露心声的国务院侨办国内司副处长许友滋说。

就在曹德旺以这笔市值高达35.49亿元的股权捐赠登上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的榜首同时，以高调著称的前首善陈光标并未出现在榜单之上，陈甚至因为一系列报道，卷入一场巨大的关于借慈善寻租、高调暴力慈善等问题的网络口水大战之中。

曹德旺本人一直在谨慎地避免与陈光标的比较，“首善只是一年的事，明年就不一定是我了。我本身就不要这个，我担心的是明年新出来个首善，你们又拿来跟我比，说曹德旺这个人矮矮的，脸黑黑的，一看就不像个首善。”这个65岁的福建人自嘲说，“不要说首不首善，大家去做一点事情，努力去做，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也不是个完美的人，我也有很多的缺点。”

不管优点缺点、完不完美，探路者已经来了。

制度破冰

2009年6月，身在北京的颐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翟慧突然接到曹德旺的电话。曹告诉她，民政部、国务院侨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法制办的官员组成了调研小组，正要来福清，为他设立河仁慈善基金会的事要跟曹德旺直接对话。

“你也过来开会吧，聊一聊这个事情，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在法律上解释解释，支持支持。”曹德旺在电话里说。

“这事该有个眉目了。”放下电话，翟慧买了去福州的机票。

翟慧跟曹德旺是旧识。2007年，曹德旺就向她征询过捐股做慈善的建议，甚至已经组建了筹备小组，认真咨询了民政部。但此事因金融危机而搁置。

2009年2月，在福建证监局举行的福建辖区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曹德旺丢出了这颗响**：他打算捐出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的60%来成立慈善基金会。当时，曹德旺家族通过三家壳公司持有福耀玻璃10.8亿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3.93%。

在座的媒体当即把这件事传了出去。“当时想法还不成熟，但既然已经承诺出去了，就做吧。”曹德旺加快了行动。3月，他把申请书放到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桌上：希望以股捐形式设立河仁慈善基金会，挂靠在国务院侨办之下。

曹德旺看中的是国务院侨办在中央部委之间的协调能力。曹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他担任副会长的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的主管单位就是国务院侨办，平时往来工作中就经常借力于主管部门。“作为他个人来讲，想要去把涉及这么多部委的一件事跑下来，很难很难。一般情况下，部委工作也比较忙，如果不是突出、集中的问题，他们会根据现有政策和法规给你一个答复，不太会刻意做一些变通、突破现有政策。这种情况下，侨办能发挥政府部门间的协调职能。”国务院侨办国内司副处长许友滋说。

2009年3月起，国务院侨办作为这个拟建基金会的主管单位，民政部作为登记机关，邀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法制办等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开了两次协调会，并把河仁基金会的构想上报国务院。

国务院也认了真，领导亲自指示几个相关部门要认真协调，给曹德旺一个答复。“这个基金会算是各个部门对新出现的公益捐赠模式的一种监管尝试，通过它，可以探讨公益基金会能运作到什么样的程度，相应的政策是否已经符合发展需要，是否还有进一步改动的必要。”一开始就介入此事的许友滋说。

个人捐出A股上市公司大笔股权，在中国境内设立慈善基金会，这在国内从未有过先例，构想一旦摆上台面，问题跟着来：

财政部关心的是，2003年出台的《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曾明文规定，企业持有的股权和债权不得用于对外捐赠。曹德旺计划捐出的家族股份，恰是通过几个壳公司持有。

民政部关心的是，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基金，原始基金都必须为到账货币现金。

证监会关心的是，大笔股权捐赠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影响上市公司经营。按照曹德旺一开始要捐自己所持股的60%的想法，福耀玻璃的大股东将变成河仁基金会，同时，由于这笔受让超过总股本的30%，还将触发收购要约。

国家税务总局关心的是，虽然曹德旺捐股是非营利行为，但按照现行法律，在计算了各种免税抵扣后，这笔股权的受让仍将产生超过5亿元的企业所得税。

遭遇的种种壁垒正中曹德旺下怀——在他看来，提出股捐设立河仁基金会，为中国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挑出一条可行之路，是更大的善举。“我想用这个方式来影响、修改这个相关规定，因为我预测，后面会有很多企业家捐款。国家应该创造各种条件来接受这类捐款，把富豪口袋里的钱捐出来。”当时的他曾这样对媒体说。

曹德旺的好友、厦门大学副校长吴世农是福耀玻璃的独立董事，也很早就被曹德旺邀请加入河仁的筹划之中。在电话里，吴世农给《中国企业家》算了笔账：福耀玻璃历年来每年都拿出一半的净利来分红，以2010年福耀玻璃的18亿元利润计算，如果不减持、不捐赠，按照曹家持股超过50%的比例来算，单是2010年得到的分红就超过4亿元。“他（每年）直接捐这笔分红不行吗？不但不用交那五六亿的税，每年还可以拿当年的捐款做所得税减免。他做慈善确实跟别人不一样，有独到的理解。”

“慈善基金会分成永续型和一次性型，现在中国的管理政策是侧重于管理一次性的。政府和社会应该对基金会有分类管理，给有志于投身慈善的企业家创造宽松的环境。”吴世农说，这也是曹德旺之所想。

2009年6月，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带队，几个部委也各自派出官员组成调研小组，前往福耀玻璃总部所在地福清调研。

在翟慧印象里，这是曹德旺提出捐股以来，各个相关方比较正式的第一次会面。会上讨论得比较集中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捐赠的股票能不能拿来做基金会的原始出资。

曹德旺觉得，对捐赠不应该有这么严格的限制。“毕竟是做好事，我只要拿出有价值的东西来就行了，无论是用什么形式。只要能通过市场来评估它的价值就应该可以成立。”翟慧回忆说，当时曹德旺很想在这上面实现一个制度突破。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纳税。“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政府收税实际上是调节社会的财富分配，属于二次分配。我这个捐赠属于三次分配，为什么一定要从我的捐赠里再扣出几个亿捐到税务部门？我这完全是做好事，而且是有社会监督的。”曹德旺在会上说。

但是国税总局也有理由：税法是全国人大的法律，国务院无权直接改，要调整得走全国人大的程序，周期太长。国税总局提了个折中的方案，由河仁基金会来代缴税。

证监会、财政部的官员还跟曹德旺说，你捐赠的是股票，价值取决于福耀玻璃的经营状况，如果你因为捐股而不再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对福耀的经营管理会有影响，相应也影响了基金会能够投入到慈善事业里的真正实力。

税的问题曹德旺没甘心，但捐股比例的建议他听从了。“我跟他（政府）讲，那好，我捐一半给你，我继续在这里控股、控制。我会努力把福耀做得更好。所以我为什么要退出基金会呢，我还是要回头过来、回到福耀集团来，把企业做好，用更多的钱去支持基金会。”

他把捐股数额减到4.5亿股，以确保福耀玻璃的大股东不会变成河仁基金会。这其中的5000万股有点赌气的成分。当时他对几个政府部门说，非要交税的话，就拿这5000万股给基金会交税用。

两天的考察结束后，调研小组返京撰写评估报告，再次递交给了国务院。2009年10月，财政部发出了《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允许企业用股权做公益捐赠，但同时要求捐赠者要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得再行使股东权利、要求受赠单位给予经济回报。该通知一出，实则开启了国内股权捐赠的大门。

调研会后，曹德旺跟翟慧都以为，当年的七八月份就能完成河仁基金会的注册，但接下来的进展之缓慢让曹德旺开始焦虑、担心。

“各部门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都反对还是都支持，而是怎么走程序。为一个新模式的公益基金去调整政策，难度大、周期长，各方面还不是特别成熟。”侨办的许友滋说，在几个职能部门之间，有一些部门觉得可以突破，允许河仁基金会用股权注册。有的部门则认为，如果为了河仁而修法，周期太长；如果给河仁特批，则有损现行法规的严肃性。

曹德旺不想等了。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期间，他通过自己控股的鸿侨海外有限公司减持了1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套现超过10亿元，直接做起了公益项目捐助。

2010年4月20日，曹德旺让儿子曹晖在中央电视台的玉树赈灾晚会上，举起了“曹德旺、曹晖捐款1亿元”的告示牌。5月又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区旱灾地区的灾民捐赠2亿元。紧接着，又向福州市捐赠4亿元修建图书馆；向老家福清市捐赠3亿元，修建一座中学和一座寺庙。

“你不批，不批我就拿去卖。如果我不卖那1亿股，后面还不会批呢！主管的人根本不会相信我真的想把这么多钱送出去，所以我做给他看。”曹德旺说。

卖股果然有用。民政部表了态：虽然我们也承认有价证券的价值，但在法律还没有修改的前提下，还是必须用原始货币当注册资金。

侨办、翟慧建议曹德旺分两步设立河仁基金会，先用2000万元现金注册成立，等到跟国税总局对税务问题达成一致，再把股权捐给基金会。2010年6月，曹德旺出资2000万元，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同时，侨办帮曹德旺把捐赠过程的税务问题再次上报国务院。

2010年10月，根据国务院的批示，后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根据国务院的批示，对曹德旺的股捐专门下了一个通知，允许曹德旺不必立即缴纳税款，而是在基金会设立后5年内缴齐。

曹德旺期望的是，这5年里继续推动慈善制度变革，看看未来能不能实现新的突破。“如果这5年间有了新的政策突破，那这5亿也就不一定就要交了。”

“对于这样一个税收处理办法，曹德旺心里肯定还是有疙瘩。做好事还要交税？我们也理解他。”许友滋说，“但考虑到税制的完整结构，如果要动，涉及问题非常多。税收部门也是慎重考虑后，在现有框架内能给予的尽量优惠的政策。5年缓缴期内，可能通胀、股票的增值保值、捐赠企业享受的公益捐赠税前抵扣……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后，基金会的实际负担比较小。另外由基金会代扣代缴，对捐赠人来讲也比较能接受。”

“实际上曹总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现在都已经被磨平了。”翟慧说，按照曹德旺的理想，他希望能把自己在上市公司积攒多年的制度安排经验用在河仁基金会里，制订一份详尽的基金会章程，以实现完全的制度化管理。但监管部门却不希望这个章程太花哨、太个性，以免增加行业的管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