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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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按：本文是《经济解释》卷四《制度的选择》第六章《经济调控与货币制度》的第四节。第五章还没有动笔，也会补加简短的第七章。）
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生，六年后日军攻占香港，再一年母亲带我和其他几个子女到广西逃难。到处兵荒马乱，难民无数。当时我七岁，在广西一些小镇的闹市中见到一个货币现象，使我长大后学经济时对货币的看法有深远的影响。
钞票撕开来使用的实例
该现象是：在乱七八糟的难民与小贩混杂的破陋市场中，交易往往用一纸十元钞票撕开两半，每半作为五元流通使用。不同银行发行的也如是。长大后我才意识到，票面的号数不同，两纸半钞拿到银行去不可能换取一纸全钞，就是一半价值的全钞也换不到：发钞的银行不会承认这些撕开了的、两半号数不同或银行不同的是合法货币。然而，市场是清楚地接受了！
市场接受钞票撕了一半算一半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甲拿到手，交出去，乙愿意按整张钞票的半值接受。其二是市民一般相信该半纸钞票是从真钞撕开来，不是废纸，其供应是有限量的。那是国民党胡作非为的时代，大家知道通过政府发行的钞票有问号无数。但这些问号已经算进币值之内，甲拿到半纸钞票，知道在短期内使用乙会按值照收，大家就你情我愿地使用了。
上述的例子显示：在市场以物品换物品的交易费用高得很，因此，在没有足够正规货币的情况下，信不过的国民党的撕了开来的法律不承认的钞票也在市场流通了。
阿尔钦问为何货币
我们要怎样拿着鸡蛋去换取苹果呢？不是不可以，但手续麻烦，觅客的时间与携带、储存的费用高，正规的钞票不足，撕了开来的没有法律承认的也用作交易工具了。后来母亲带着我们到广西的一条村落住了下来，村民没有钞票可用，交易议价往往以鸡蛋作单位。但那时是大家住定了下来，不用拿着鸡蛋到处跑，而新鲜的鸡蛋算进大、小后，其质量一般相同。
一九**年老师阿尔钦和我研讨什么会被选中作为货币这个话题，大家提到方便携带、可以久藏、容易切细、真假可鉴等种种。阿师当时指出一个有趣的观察：把一纸十元钞票在市场换取十纸一元的，回头换一纸十元没有困难，可以转换无数次还是近于十元，但其他不是货币的物品这样换来换去会愈换愈少。阿师对学问的追求执着而慎重。他那《为何货币？》（Why Money?）一文要到一九七七年才发表。
有大利可图是欺骗的动机
不管怎样说，货币的存在可以大幅节省交易费用。因为这个原因，发行或操控货币的人会有很大的权力，尤其是这机构是一个有专利或垄断性的政府。权力可以滥用。因为节省交易费用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欺骗的行为容易出现。昔日的中国无疑是这样，西方的先进之邦很少这样，但不是没有，而今天的中国当然是大有改进了。话虽如此，在无锚货币的制度下，操控货币的权力往往误用，而央行或联储的政策为何，预先知道的有利可图。一九六七年，在伦敦，一位经济学者收到假内幕消息，以为是真的，在外汇市场上输了不少钱。他是倒转过来，被幕内的朋友骗了！这个典故在行内传为「佳话」。
说到政府利用发行货币的权力行骗，人类历史恐怕找不到比昔日国民党在神州大地演出的更精彩的闹剧：他们为此输掉了江山！我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找到些真实的资料，少人注意的。分析这些观察之前我要先说拙作《货币战略论》的序言中自己对货币的一些看法。
价格理论看货币是合约
我首先是这样说的：
「从价格理论看货币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社会毫无交易费用，物品换物品的市场半点沙石也没有，货币不会出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成员都会按着物品换物品的相对价格及比较优势定理的指引来专业产出，然后贸易交换。人与人之间如是，产出单位之间如是，国与国之间也如是。……」
跟着我提到货币理论大师费雪写利息理论时，因为假设没有交易费用，没有货币的存在：
「费雪的伟大论著——《利息理论》——没有交易费用，于是没有货币。但为了方便解释，费前辈用上一个计算单位，这单位用什么算都可以，不需要货币，社会于是算得出收入，算得出财富，也算得出利息。作为当时天下的货币理论的第一把手，费雪的利息理论是没有货币的。」
再跟着我转到自己要说的重点：货币不只是计算单位，除了协助交易与财富累积的计算，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处理债务的权利划分，一纸钞票或支票因而是一张合约：
「货币的起因，是社会有交易费用，物品换物品的沙石太多。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出现的货币也是一个计算单位，协助交易的计算与财富累积的计算。然而，以货币作为计算单位，跟费前辈用作解释的计算单位是不同的。他的利息理论的计算单位只是用作示范，口讲无凭，不会吵到官府那里去。货币也是计算单位，但不是口讲无凭的那一种。是的，作为计算单位货币可以吵到法庭，或吵到官府去。这样看，计算之外，货币是合约。是的，一纸钞票或一纸支票，皆合约也。美钞印上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港钞上印上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都是合约之辞。人民币呢？没有这样说，但说明是中国人民银行，是合约式的保证，应该是昔日中国的钱庄或银号的传统了。」
结论是发行货币的政府要负责：
「从合约的角度看货币是重要的，而这样看，通胀或通缩的出现算是毁约——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政府发行的货币合约没有明确的负责人，官司打不起，惹来的是市民投诉与政治行为，增加了社会费用。我们听到的要求稳定物价的声浪其实是要求守约。」
弗老主张低通胀的阐释
我曾经说过，弗里德曼认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率对经济有利。套用休谟之见，弗老的意思是从他多年的研究所得，货币量的增加导致的低通胀率会给经济的运作增加了一点「滑油」。另一方面，通胀率低而稳定，市场在各方面会懂得怎样调校。但过高的通胀率，市场难以调校防守的，则可以看为发行无锚货币的政府利用通胀来增收一个间接税，严重一点看算是骗术了。
话得说回来，我认为今天欧美遇到的源自金融风暴的经济困境，高于百分之五的通胀率可以考虑，但只宜用于过渡期间。过渡性的过高通胀的主要受害者是没有作好投资准备的退休人士，政府要怎样补助这些人不容易处理。如果退休金由政府处理，按着通胀率提升是正常的方法。然而，由政府处理退休金带来另一个问题：政府征收退休金而代作投资，其回报率一般远不及市民自行投资那么好。为何如此是另一个话题了。
政府用货币政策欺骗人民今天在先进之邦不多见，虽然懂得怎样看的不难见到。另一方面，转到国际之间，货币的处理历来是麻烦：
「头痛是伸展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这些方面去。因为种种原因，国与国之间各有各的不同货币，有不同的经济与政治的局限约束，货币与货币之间的汇率处理惹来的争议，是我这一代记忆所及的近于无日无之的麻烦。数之不尽的政客，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力，喜欢在国际汇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争取。经济学者之见很少受到尊重。政治所及，货币的战略论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扬州小贩有以教我
转谈以发行货币来欺诈行骗，最为触目的经验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了。一九九九年六月，在扬州，我见到地摊上有几个小贩出售国民党时期的钞票，花尽自己与同行朋友身上带着的钱，全部买了下来，包括要求小贩们回家拿出所有存货，共买下千多张。该年七月我发表《风雨时代的钞票》，只是用了这些旧钞的一小部分资料。去年（二○一二）一位拍卖专家说我那批旧钞值不少钱，要我拿出去拍卖。本想赚他一笔，但细想之下，认为虽然旧钞市场有的是，但那么广泛地集中不容易，有机会要交给一家大学的图书馆，希望将来有同学可以善用。
让我从一些私营的钱庄说起。这些源自清代或更早的钱庄或银号，到民国初期还存在。那不仅是私营的银行，而且有权力发行自己的钞票。一般以银或铜为本位，我找到的重要证据是这些钱庄发行的有时明显地是一纸合约，是凭单换取银两或一吊一吊铜钱的协议，部分文字预先印好，部分要用手填上，有印章盖在后头。同一钱庄这些凭单合约有时转用今天大家见到的钞票形式，整张的所有文字是全部印刷的，而票面所值也是预早印好了的，不是留着空位然后用手填上。这些资料是我见到过的最清晰明确的货币是合约的证据。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之争
这就带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货币上的一个争论。当年哈老认为，最可取的货币制度是让市场的私营企业发行货币，大家在自由市场竞争，政府不要管。弗老则认为哈老之见不切实际，不同「宝号」的货币在市场可能太多，引起混淆。中国的经验说两位大师都错。
弗老之错，是私营的钱庄或银号在中国明、清两朝曾经有过颇长时日的成功例子，不同宝号发行的货币合约没有出现过市场不可以接受的混淆情况。哈老之错，是忽略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有大钱可赚的货币行业私营的钱庄不容易斗得过政府的侵蚀。因为没有货币的交易费用甚高，发行货币可以赚大钱明显，虽然私营的钱庄的赚钱回报会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但由政府垄断而获巨利的机会是清楚不过的。政府不会对日常用品的制造行业虎视眈眈，但发行货币政府历来认为自己懂得做。中国的历史满是私营钱庄需要贿赂政府官员的典故，而到了清末与民国，政府的意图是独占货币发行的生意，到后来私营钱庄斗不过政府，一律遭淘汰。
发钞不用实物是赚钱的原因
中国昔日的货币主要是以银作为本位，算是本位制。怎么样赚钱呢？铸造及发行银币的利润不高：其币值只是银本身的市值加铸造费用。不会高于这成本价，因为有无数的外来的银币进口，市场接受。钱庄赚钱主要源于以纸张合约或钞票替代银币，说明银两之量，市场接受因为银两本身太重，量多不易携带。重要是钱庄的银两准备率——即今天同学知道的存款准备金率——历来远低于一，而声誉特佳的钱庄其银两准备可以安全地低于发放出去的银票所值的百分之二十。发放纸钞出去收息是近于无本生利了。我这个非考古专家的考古所得，在中国，以金属实物作为货币的准备金在唐太宗时代已经存在。
国民党的骗局
在扬州搜集得的国民党时期的钞票使我有很大的感慨。大致上，发行货币政府是近于全面接上了手。钞票所见，近于一律是以银或金作本位。然而，欺骗的意图明确。例如在那大名鼎鼎的关金钞票上，一元说明是一个金单位，十元是十个金单位，后来贬值，五万元的钞票就说明是五万个金单位。欺骗明确，因为没有说一个金单位是多少金。还有，整张中文的钞票，只有「金单位」（gold unit）用英语。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推出金圆券。当时我在广州，还是孩子，第一天推出的早上我用自己积蓄的六港元换取了一元金圆券，但到了当天傍晚，其黑市汇率却倒转过来，六元金圆券兑一港元。政府无疑是要榨取人民的钱，想来收获不大，因为不到一天的汇率变动那么惊人，显示着市民完全不相信政府。再过不久一纸金圆券的面值以亿元算。在广州，亿元以上面值的称「干柴」，亿元以下面值的称「湿柴」，后者市场一般不接受。
国民党还是不死心，一九四九年推出银圆券替代金圆券，政府竟然有胆公布前者一元含纯银二十多克。信佢都傻，但政府显然认为可以捞多少就捞多少。记得当时我的父亲在香港拿着一纸什么券的细看，流下泪来，说：「印刷与纸张的成本是高于面值呀！」
良币逐劣币 假币逐政权
经济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定律，说如果有优、劣二币，劣币会把良币逐出市场。我曾为文力斥其非：孰优孰劣市场知道，同样面值劣币的购买力当然低于良币，二者因而可以共存。昔日国民党的经验是：如果劣币大劣，良币会把劣币逐出市场。一九四八年，邻近香港因而多有港币流入的广州，市场购物出售者抢着要港币。
然而，昔日国民党发行的钞票可不是劣币那么简单。我认为应该看为「假币」。假在何处呢？假在什么金单位银单位纯属一个想象中的「假设」，根本不是这回事，骗术无疑问也。我因而不由得想到另一个定律。假币会把真币驱逐出市场吗？答案是当然不会，但中国的经验是：假币把一个政权驱逐到台湾去。假币逐政权也是定律吧。
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生，六年后日军攻占香港，再一年母亲带我和其他几个子女到广西逃难。到处兵荒马乱，难民无数。当时我七岁，在广西一些小镇的闹市中见到一个货币现象，使我长大后学经济时对货币的看法有深远的影响。
钞票撕开来使用的实例
该现象是：在乱七八糟的难民与小贩混杂的破陋市场中，交易往往用一纸十元钞票撕开两半，每半作为五元流通使用。不同银行发行的也如是。长大后我才意识到，票面的号数不同，两纸半钞拿到银行去不可能换取一纸全钞，就是一半价值的全钞也换不到：发钞的银行不会承认这些撕开了的、两半号数不同或银行不同的是合法货币。然而，市场是清楚地接受了！
市场接受钞票撕了一半算一半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甲拿到手，交出去，乙愿意按整张钞票的半值接受。其二是市民一般相信该半纸钞票是从真钞撕开来，不是废纸，其供应是有限量的。那是国民党胡作非为的时代，大家知道通过政府发行的钞票有问号无数。但这些问号已经算进币值之内，甲拿到半纸钞票，知道在短期内使用乙会按值照收，大家就你情我愿地使用了。
上述的例子显示：在市场以物品换物品的交易费用高得很，因此，在没有足够正规货币的情况下，信不过的国民党的撕了开来的法律不承认的钞票也在市场流通了。
阿尔钦问为何货币
我们要怎样拿着鸡蛋去换取苹果呢？不是不可以，但手续麻烦，觅客的时间与携带、储存的费用高，正规的钞票不足，撕了开来的没有法律承认的也用作交易工具了。后来母亲带着我们到广西的一条村落住了下来，村民没有钞票可用，交易议价往往以鸡蛋作单位。但那时是大家住定了下来，不用拿着鸡蛋到处跑，而新鲜的鸡蛋算进大、小后，其质量一般相同。
一九**年老师阿尔钦和我研讨什么会被选中作为货币这个话题，大家提到方便携带、可以久藏、容易切细、真假可鉴等种种。阿师当时指出一个有趣的观察：把一纸十元钞票在市场换取十纸一元的，回头换一纸十元没有困难，可以转换无数次还是近于十元，但其他不是货币的物品这样换来换去会愈换愈少。阿师对学问的追求执着而慎重。他那《为何货币？》（Why Money?）一文要到一九七七年才发表。
有大利可图是欺骗的动机
不管怎样说，货币的存在可以大幅节省交易费用。因为这个原因，发行或操控货币的人会有很大的权力，尤其是这机构是一个有专利或垄断性的政府。权力可以滥用。因为节省交易费用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欺骗的行为容易出现。昔日的中国无疑是这样，西方的先进之邦很少这样，但不是没有，而今天的中国当然是大有改进了。话虽如此，在无锚货币的制度下，操控货币的权力往往误用，而央行或联储的政策为何，预先知道的有利可图。一九六七年，在伦敦，一位经济学者收到假内幕消息，以为是真的，在外汇市场上输了不少钱。他是倒转过来，被幕内的朋友骗了！这个典故在行内传为「佳话」。
说到政府利用发行货币的权力行骗，人类历史恐怕找不到比昔日国民党在神州大地演出的更精彩的闹剧：他们为此输掉了江山！我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找到些真实的资料，少人注意的。分析这些观察之前我要先说拙作《货币战略论》的序言中自己对货币的一些看法。
价格理论看货币是合约
我首先是这样说的：
「从价格理论看货币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社会毫无交易费用，物品换物品的市场半点沙石也没有，货币不会出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成员都会按着物品换物品的相对价格及比较优势定理的指引来专业产出，然后贸易交换。人与人之间如是，产出单位之间如是，国与国之间也如是。……」
跟着我提到货币理论大师费雪写利息理论时，因为假设没有交易费用，没有货币的存在：
「费雪的伟大论著——《利息理论》——没有交易费用，于是没有货币。但为了方便解释，费前辈用上一个计算单位，这单位用什么算都可以，不需要货币，社会于是算得出收入，算得出财富，也算得出利息。作为当时天下的货币理论的第一把手，费雪的利息理论是没有货币的。」
再跟着我转到自己要说的重点：货币不只是计算单位，除了协助交易与财富累积的计算，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处理债务的权利划分，一纸钞票或支票因而是一张合约：
「货币的起因，是社会有交易费用，物品换物品的沙石太多。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出现的货币也是一个计算单位，协助交易的计算与财富累积的计算。然而，以货币作为计算单位，跟费前辈用作解释的计算单位是不同的。他的利息理论的计算单位只是用作示范，口讲无凭，不会吵到官府那里去。货币也是计算单位，但不是口讲无凭的那一种。是的，作为计算单位货币可以吵到法庭，或吵到官府去。这样看，计算之外，货币是合约。是的，一纸钞票或一纸支票，皆合约也。美钞印上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港钞上印上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都是合约之辞。人民币呢？没有这样说，但说明是中国人民银行，是合约式的保证，应该是昔日中国的钱庄或银号的传统了。」
结论是发行货币的政府要负责：
「从合约的角度看货币是重要的，而这样看，通胀或通缩的出现算是毁约——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政府发行的货币合约没有明确的负责人，官司打不起，惹来的是市民投诉与政治行为，增加了社会费用。我们听到的要求稳定物价的声浪其实是要求守约。」
弗老主张低通胀的阐释
我曾经说过，弗里德曼认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率对经济有利。套用休谟之见，弗老的意思是从他多年的研究所得，货币量的增加导致的低通胀率会给经济的运作增加了一点「滑油」。另一方面，通胀率低而稳定，市场在各方面会懂得怎样调校。但过高的通胀率，市场难以调校防守的，则可以看为发行无锚货币的政府利用通胀来增收一个间接税，严重一点看算是骗术了。
话得说回来，我认为今天欧美遇到的源自金融风暴的经济困境，高于百分之五的通胀率可以考虑，但只宜用于过渡期间。过渡性的过高通胀的主要受害者是没有作好投资准备的退休人士，政府要怎样补助这些人不容易处理。如果退休金由政府处理，按着通胀率提升是正常的方法。然而，由政府处理退休金带来另一个问题：政府征收退休金而代作投资，其回报率一般远不及市民自行投资那么好。为何如此是另一个话题了。
政府用货币政策欺骗人民今天在先进之邦不多见，虽然懂得怎样看的不难见到。另一方面，转到国际之间，货币的处理历来是麻烦：
「头痛是伸展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这些方面去。因为种种原因，国与国之间各有各的不同货币，有不同的经济与政治的局限约束，货币与货币之间的汇率处理惹来的争议，是我这一代记忆所及的近于无日无之的麻烦。数之不尽的政客，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力，喜欢在国际汇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争取。经济学者之见很少受到尊重。政治所及，货币的战略论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扬州小贩有以教我
转谈以发行货币来欺诈行骗，最为触目的经验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了。一九九九年六月，在扬州，我见到地摊上有几个小贩出售国民党时期的钞票，花尽自己与同行朋友身上带着的钱，全部买了下来，包括要求小贩们回家拿出所有存货，共买下千多张。该年七月我发表《风雨时代的钞票》，只是用了这些旧钞的一小部分资料。去年（二○一二）一位拍卖专家说我那批旧钞值不少钱，要我拿出去拍卖。本想赚他一笔，但细想之下，认为虽然旧钞市场有的是，但那么广泛地集中不容易，有机会要交给一家大学的图书馆，希望将来有同学可以善用。
让我从一些私营的钱庄说起。这些源自清代或更早的钱庄或银号，到民国初期还存在。那不仅是私营的银行，而且有权力发行自己的钞票。一般以银或铜为本位，我找到的重要证据是这些钱庄发行的有时明显地是一纸合约，是凭单换取银两或一吊一吊铜钱的协议，部分文字预先印好，部分要用手填上，有印章盖在后头。同一钱庄这些凭单合约有时转用今天大家见到的钞票形式，整张的所有文字是全部印刷的，而票面所值也是预早印好了的，不是留着空位然后用手填上。这些资料是我见到过的最清晰明确的货币是合约的证据。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之争
这就带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货币上的一个争论。当年哈老认为，最可取的货币制度是让市场的私营企业发行货币，大家在自由市场竞争，政府不要管。弗老则认为哈老之见不切实际，不同「宝号」的货币在市场可能太多，引起混淆。中国的经验说两位大师都错。
弗老之错，是私营的钱庄或银号在中国明、清两朝曾经有过颇长时日的成功例子，不同宝号发行的货币合约没有出现过市场不可以接受的混淆情况。哈老之错，是忽略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有大钱可赚的货币行业私营的钱庄不容易斗得过政府的侵蚀。因为没有货币的交易费用甚高，发行货币可以赚大钱明显，虽然私营的钱庄的赚钱回报会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但由政府垄断而获巨利的机会是清楚不过的。政府不会对日常用品的制造行业虎视眈眈，但发行货币政府历来认为自己懂得做。中国的历史满是私营钱庄需要贿赂政府官员的典故，而到了清末与民国，政府的意图是独占货币发行的生意，到后来私营钱庄斗不过政府，一律遭淘汰。
发钞不用实物是赚钱的原因
中国昔日的货币主要是以银作为本位，算是本位制。怎么样赚钱呢？铸造及发行银币的利润不高：其币值只是银本身的市值加铸造费用。不会高于这成本价，因为有无数的外来的银币进口，市场接受。钱庄赚钱主要源于以纸张合约或钞票替代银币，说明银两之量，市场接受因为银两本身太重，量多不易携带。重要是钱庄的银两准备率——即今天同学知道的存款准备金率——历来远低于一，而声誉特佳的钱庄其银两准备可以安全地低于发放出去的银票所值的百分之二十。发放纸钞出去收息是近于无本生利了。我这个非考古专家的考古所得，在中国，以金属实物作为货币的准备金在唐太宗时代已经存在。
国民党的骗局
在扬州搜集得的国民党时期的钞票使我有很大的感慨。大致上，发行货币政府是近于全面接上了手。钞票所见，近于一律是以银或金作本位。然而，欺骗的意图明确。例如在那大名鼎鼎的关金钞票上，一元说明是一个金单位，十元是十个金单位，后来贬值，五万元的钞票就说明是五万个金单位。欺骗明确，因为没有说一个金单位是多少金。还有，整张中文的钞票，只有「金单位」（gold unit）用英语。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推出金圆券。当时我在广州，还是孩子，第一天推出的早上我用自己积蓄的六港元换取了一元金圆券，但到了当天傍晚，其黑市汇率却倒转过来，六元金圆券兑一港元。政府无疑是要榨取人民的钱，想来收获不大，因为不到一天的汇率变动那么惊人，显示着市民完全不相信政府。再过不久一纸金圆券的面值以亿元算。在广州，亿元以上面值的称「干柴」，亿元以下面值的称「湿柴」，后者市场一般不接受。
国民党还是不死心，一九四九年推出银圆券替代金圆券，政府竟然有胆公布前者一元含纯银二十多克。信佢都傻，但政府显然认为可以捞多少就捞多少。记得当时我的父亲在香港拿着一纸什么券的细看，流下泪来，说：「印刷与纸张的成本是高于面值呀！」
良币逐劣币 假币逐政权
经济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定律，说如果有优、劣二币，劣币会把良币逐出市场。我曾为文力斥其非：孰优孰劣市场知道，同样面值劣币的购买力当然低于良币，二者因而可以共存。昔日国民党的经验是：如果劣币大劣，良币会把劣币逐出市场。一九四八年，邻近香港因而多有港币流入的广州，市场购物出售者抢着要港币。
然而，昔日国民党发行的钞票可不是劣币那么简单。我认为应该看为「假币」。假在何处呢？假在什么金单位银单位纯属一个想象中的「假设」，根本不是这回事，骗术无疑问也。我因而不由得想到另一个定律。假币会把真币驱逐出市场吗？答案是当然不会，但中国的经验是：假币把一个政权驱逐到台湾去。假币逐政权也是定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