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在1949年败于**革命，几乎永久地失去了大陆?美国学者易劳逸曾作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中倒塌了，那么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科学的回答将要求首先对建筑物的结构特性、其次对暴风雨的强度，进行仔细的考察。如果发现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已经腐坏，人们就必须仔细掂量，倘若没有暴风雨，它是否就不会倒塌。然而事实是暴风雨已经来过，它也已经倒塌。那么，可以说暴风雨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吗?或者无论暴风雨是否来临，它都必然倒塌吗?

　　易劳逸是站在胡素珊的肩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胡素珊是另一位美国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代表作《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是研究中国内战的奠基著作之一。也许会令军事迷失望，此书几乎只字不提内战的军事力量对比、战略与战术的成败，而是聚焦于国共双方的政治斗争。

　　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竟是它走向溃败的起点。历史为何如此吊诡?胡素珊认为，根源在于国民党统治的失败。

　　国民党在城市的统治是失败的。城市民众对国民党的幻灭始于1945-1946年，这正是它回到沦陷区的时期。八年来，国民政府一直代表民族的不屈意志，如今却让所有人目睹它的无能与腐败：为接收城市而建立的行政机构混乱不堪，在机构中做事的人也贪婪肮脏。通货膨胀、赋税沉重、劳资纠纷、实业厄困……这一切导致人们持续的**，却未能得到令人宽心的回应。国民党就如一个生了重病的领袖，对愤怒的子民不闻不问，或者即使想要回应，也力不从心。

　　同一时期，共产党在城市的治理却是成功的。共产党治理城市的经验起于张家口、哈尔滨和东北的一些中等城市。在处理城市问题时，共产党多次克服了理想主义的冲动，将目标定为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同时实现生产的最大化。在共产党接收的城市中，不受利诱的官兵主动保护公有和私有财产，工商企业得到尊重和庇护，市民生活正常运转。共产党在城市成功建立了各种拥护力量组成的广泛联盟，最明显的做法体现在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党暂时忽略他们对**的反感，尽力笼络他们，并将部分人安排在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上。

　　尽管如此，在失去大陆之前，国民党并未彻底失去知识分子的心。自由派知识分子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专横，但他们从未完全拥护共产党。关键原因正如著名自由派领袖储安平所言，自由在国民党治下只是“多或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治下，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不过，储安平这样清醒的政治分析家，却在1948年底偷偷溜到解放区石家庄参加新政协会议去了。

　　吴世昌也指出，反战的学生总是向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他们没有真正倒向共产党一边，他们依然将国民党政府视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认为它有能力制造战争，也有能力带来和平。**者实际上是国民政府不无哀怨的支持者，而非坚定的反对派。胡适对叶公超的一段话道出了这种状况的深刻原因：“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分子之所以还彻底追随你们这种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你们的统治之下，我们至少还能享受沉默的自由。”

　　国民党真正彻底输给共产党，是在农村。农村几乎是国民党遗忘的地方，或至少是不能成功建立起有效治理的地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底色，本是偏左的(常被马列史学家称作“国民党大右派”的蒋介石，以今日眼光视之，仍然是个左派)，它对乡村中的土豪，也是有下手欲望的。1942年国民党在龙岩的土改，就是延续孙中山“平均地权”的路数。不过，国民党的土改试验，远较中共“温情脉脉”，主要手段是从地主手中征买土地以扶植自耕农，而非“打土豪、分田地”。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资源获取，必须依赖地主阶层，尤其在统治本就薄弱的后方，它不可能推行对地主太过残忍的政策。而龙岩的土改，也未能在国统区全面推行。按国民政府地政部长李敬斋的说法，以国统区土改的试验进度，要在全国实现自耕农化，至少需要五百年。综上可知，土改是当时的国民党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之相反，无论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均无需倚重土豪，可以放手将之打倒。如一位论者精辟概述的，共产党“以土改来保障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走的是迂回曲折的路线，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赤裸裸的交易。党的高层在土改初期鼓励、放任群众的‘过火’行为，在运动后期再用‘反左倾’来加以局部微调，其深意在于：农民们在对恶霸、地主、国民党政权拥护者进行物质剥夺和肉体摧残之后，别无选择，只能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以防止反攻倒算。而贫农团、妇女会等等新型组织的活动，定期非定期的全村大会，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有助于营造一片热烈的气氛，让得到果实而不愿当兵者感到羞愧”。

　　由此，胡慧珊得出结论：蒋政权覆亡的根源，在于忽视意识形态教育和党组织建设，而腐败、无能、不公与通货膨胀等等，只是结果而非原因。延安整风使共产党完成了领袖加组织的党政军一体化的构建，由此强劲崛起，不可抵挡。共产党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在此过程中，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

　　对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胡慧珊的著作着眼于两党政治差异，饶富洞见，但也有严重缺憾，比如未论及美国与苏联在国民党失去大陆过程中的作用，而这是相当重要的议题。她也未能详析，国民党统治的结构性问题及蒋介石本人的致命局限。

　　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是另一本研究中国内战的精彩著作，可作为胡著的补充与延展。

　　在易劳逸看来，国民党从未创造出一个完善而坚固的政治结构。1927年他们夺得政权时，继承的是已经分崩离析多年的政治制度，此后二十多年里，他们未能改变国家分裂的现实，其权力继续受到各省军阀的限制，以及乡村豪绅阶层的抵制。与此同时，国民党未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感受民众需求、实现其所宣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高效行政机构，从而使其结构进一步削弱。

　　蒋介石的崛起让国民党的结构性问题更加固化及深化。在蒋介石时代，他所领导的军队成为政府的统治部门，他本人也成为政权中凌驾一切的存在。悲剧的是，蒋介石的政治观完全是传统皇朝型的，对他来说，政治就是统治上层的争斗。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他操纵和联合了一部分上层人士去反对另一部分作为他的对手的上层人士。他似乎从未意识到，真正的政治强人是成功动员绝大部分民众而不是只获得上层社会支持的那些人。他的对手、最终将他驱逐出大陆的毛泽东则早已意识到，通过获取统治结构以外的支持而产生新的权力来源是可能的。毛最终从农村中找到这种来源，从而打倒“蒋家王朝”。当然，毛能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抗战需要超额获取并消耗资源，经过八年抗战，国民党的军队极大削弱，不再是紧密和有效率的了。

　　苏联的介入是共产党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易劳逸指出，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的基础上，苏联在8月对日宣战后，很快占领整个东北。接下来，苏联人为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东北提供各种便利，并向后者移交了日本人的大批战争物资，而理论上，这些物资本应该是国民政府的战利品。不仅如此，苏联人还阻挠国民党在东北重建行政和军事系统，并从东北运走了许多工业物资。假如苏联人没能进入东北并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一块征服关内地区的基地，国民党也许有可能将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到战后重建上去，而不是被迫立即进行一场全面内战。假如国民党获得东北，他们可以将东北的丰富资源重新并入中国关内经济体系，也无需因向东北军队运送大量粮食而加剧关内农民的贫困和愤怒。国民党还可以利用日本人所创造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提供重工业产品以利于关内工业复兴，提供轻工业品以缓解战后消费品的巨大匮乏。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还可以避免因东北问题带来的不断上升的恶性通胀。1945-1949年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大约等于军事开支的数额，如果没有东北作战，国民党可以大量缩减军费，从而大幅减少财政赤字，避免极度通胀。而疯狂如精神病人的通胀，正是压倒国民党统治的最后也是最重的一根稻草。

　　美国的放弃是国民党失败的另一要因。对此，美国学者邹谠的名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提供了有力解说。赫尔利对中共的低估，谢伟思对中共的误解，马歇尔调停国共的失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以及美国自身的政治传统，使得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国民党。

　　1944年9月8日，在一份发自延安的报告中，谢伟思写道：“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它不是酝酿直接暴力革命的党。它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而致力于寻求它所认为的在中国的长期利益”。谢的结论是：“农民支持、参加共产党军队并与它并肩作战，因为他们坚信，共产党人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这些利益是……走向民主的。”

　　谢伟思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美国国内的普遍看法。

　　邹谠对此分析说，谢伟思等人没有看到，极权主义运动也可以激起人民的巨大热情。现代极权主义与传统专制主义不同，前者高度重视广泛的群众支持，而且往往能够成功得到它。“区分极权政府的群众支持和民主政府的群众支持的标准是建立政府的不同方式：一种方式是一党垄断对一切有效的权力工具的控制，另一种方式是一个以上的权力中心通过宪法程序为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和支持而展开竞争”。

　　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它的目标是一旦有可能便夺取政权，它的方法是利用一切途径激发群众的不满，并通过各种组织实现这一目的。党的极权主义性质既来自它对全部权力的渴望，又来自它的组织原则。

　　然而，美国的政治传统基于在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之上形成的一致意见，倾向于掩饰社会的分裂，并凭借自己的印象乃至想象来看待外国事物。美国的政治传统还使人们对政治理论缺乏兴趣，这就导致当时美国官员和舆论领袖对**性质的幼稚看法、与苏联合作的肤浅乐观，以及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虚假希望，最终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了错误的评价与行动。

　　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这或许是痛苦的，也是必然的。